生猪产业化“危”为“机”的思考

　　非洲猪瘟对生猪产业造成了极大冲击，但也给四川生猪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机遇。四川是生猪大省，但还不是生猪强省，在全力加大非洲猪瘟防控的同时，应当有针对性地提高全省生猪产业的标准化、绿色化、集约化水平，在应对重大危机中实现生猪产业化“危”为“机”的突破。

　　精准扶持养殖主体，提高生猪产业适度规模水平。我省生猪养殖规模全国第一，但规模化养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面对非洲猪瘟影响，猪价波动幅度大、疫病防控要求高、仔猪补栏信心弱等问题尤为突出。为此，应重点发挥生猪养殖大户、规模养殖场等专业养殖主体有养殖经验、有技术支撑、有养殖圈舍、有防疫设备等比较优势，以适度规模养殖主体为政策支持重点，进一步提高生猪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比重。一是完善生猪理赔保险机制，将非洲猪瘟纳入保险责任范围，让养殖主体“愿意养”。二是有效解决生猪产业发展用地问题，对禁养区内关停搬迁的规模化养殖场优先支持异地重建，并用好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政策性担保贷款、贴息等政策让养殖主体“能够养”。三是利用目前生猪价格高、养殖利润高的窗口期，大力引导和支持标准化养殖圈舍建设和改造，加强环保设施建设、防疫条件改善和推进繁育一体、种养循环发展，加强标准化养殖场认定，促进养殖主体“规范养”。四是大力支持生猪产业化龙头企业采用寄养、代养等模式带动养殖农户向标准化、规模化养殖转型升级，在提高规模化养殖比重的同时形成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弱化“猪周期”负面影响，提高生猪产业链的稳定性，让养殖户“放心养”。

　　实施母猪恢复工程，增强生猪产业持续发展能力。存栏母猪的数量和质量是制约生猪恢复生产的基础性因素。非洲猪瘟危机下，四川不仅要增加存栏母猪的数量，更要提高存栏母猪的质量。一是加强数据摸底分析，全面掌握能繁母猪数、仔猪数和生猪存栏数、生猪屠宰量，综合考虑繁育周期、疫情防控等因素，加强供求预判，让母猪存栏量保持在合理水平。二是给予种猪场临时性生产补助，支持种猪场建立防疫隔离带，提高种猪场生物安全水平，让仔猪稳定供给。三是充分发挥四川拥有成华猪、内江猪、荣昌猪、乌金猪、雅南猪、藏猪等众多地方优质生猪种质资源的优势，加强部省级保种场、育种场建设，尤其是要瞄准消费转型趋势，从片面追求“养殖时间短”“瘦肉比例高”的取向逐渐转变为强调“独特性、口感佳、安全好、价值高”的发展路径，在全面性生猪产业危机中以狠抓优良品种培育实现突围，通过“育、繁、推”一体化发展打响四川的生猪品牌，提升四川地方猪种在市场中的竞争力，让猪种实现优质供给。

　　强化饲料保障能力，加强生猪源头性管控。一方面应抓住中小饲料企业落后产能淘汰的机遇，引导有核心技术、有市场竞争力、环保达标的大中型饲料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提高饲料行业集中度，借助产业集中实现产品品质提升，从饲料源头上提高生猪质量的安全性，并引导饲料企业根据地方品种的差异性开发具有针对性的饲料品种。另一方面，要加强餐厨废弃物管理，强化统一收集、密闭运输、集中处理、闭环监管的运管机制，严防城镇周边“泔水猪”死灰复燃，加强饲料运输管理，从源头上阻断非洲猪瘟的饲料传播渠道。

　　大力发展屠宰加工，提升生猪产业链竞争力。四川是生猪养殖大省和调出大省，但加工不足是突出短版。为此要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给的意见》“集中屠宰、品牌经营、冷链运输，冷鲜上市”原则，全面提升全省生猪屠宰加工能力，既需减少活猪运输、降低疫病传播风险，又要推动形成养殖与屠宰相匹配、屠宰与消费相适应的产业布局，提高四川生猪产业的整链竞争力。一是为规模屠宰加工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大力支持企业发展冷鲜猪肉、低温猪肉制品、中式风味猪肉制品和副产品精深加工，促进从长距离“运猪”转为“调肉”、从卖“白条肉”转变为卖“肉制品”，提高整链加工能力和综合盈利水平。二是引导生猪屠宰加工企业完善环保设施、清洗消毒等关键防控措施，建立健全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增强产业链质量安全把控能力。三是鼓励加工企业、饲料企业与养殖企业、合作社、养殖大户等建立发展联盟，集成整链发展技术，降低中间交易成本，提高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加强基层能力建设，提高生猪疫病防控实效。在针对非洲猪瘟防控和稳定生猪生产中央、省两级密集性出台政策的同时，更要高度重视政策的落地、落实。要充实基层工作队伍，强化机构建设、健全工作队伍、保障工作经费，让基层防疫体系有人做事。要严格执行非洲猪瘟疫区常规防控措施，严格落实有针对性的特殊防控要求，同时更要落实到位强制捕杀补助、政策性保险赔付等配套措施，确保体系化防控机制全面落实到位。围绕非洲猪瘟防控和恢复生猪生产两大重点工作加强工作督查和激励约束，让基层切实狠下功夫。